在线配资机构假使问起她为什么不演戏

拍完《智取威虎山》电影之后，剧组到武汉演过一次，到四川演过一次，在上海大概演出过一两回。《智取》十场戏，杨子荣占了六七场，而且中间几场连着上，没有喘气的时间。有一次，第六场《打虎上山》下来中间休息，一进侧幕旁边我就趴在那吐啊！那时候不懂，实际上是心脏承受不了。我在那儿吐，工宣队还说我在装死狗。

1972年在上海，一天我打乒乓球弯腰捡球，一下子疼得直不起腰了。剧组伤科医生安广林说我闪了腰，肌肉受损，上药后让我卧床休养。偏偏在这关口，又让我演出《智取威虎山》。南云向剧组领导说明病情之后，他们和安医生到家里看我，说这次为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演出，是上面布置的政治任务，非演不可。这真是不讲理，我这样怎么演。剧组领导对安医生讲，一定要治疗，保证演出。他们走后，我气得说枪毙了我也演不了。安大夫沉思了一会，说他能让我演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，站都站不起来了，怎能演又跳又舞的杨子荣。安大夫说这两天先给我推拿，用药治治，到演出时，让我早到剧场两个小时，他会想办法。虽这么说，但是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把握，愁死我了。

演出当天，南云和预鸣扶着我提前三个小时去衡山路徐家汇小剧场。到了后台，我趴上安医生弄好的床，他一会儿按腰一会儿按背，又扭胳膊又拉腿，还用他那重量级的身体压在我腰部。我哇哇乱叫，他满头大汗，这哪是治病，简直杀猪一般，翻来调去折腾了两个钟头。弄完了他叫我下来试试，真不敢相信，我竟然与正常人一样，活动自如。没有了半点疼痛，能演出了，我很高兴。他说先别高兴，演出中不会有问题，但演出以后会更痛。

我说别逗了，现在都好了以后怎么还会痛。

演出中我果真没有什么不适感觉。戏演完了，我坐在化妆室喘气。工宣队进来说不是很好嘛！安医生说，一个月里不能让我有任何活动。我刚想站起来，结果非但站不起而且越来越痛。保健医生要给我打止痛针，安医生说没用，演出前是用推拿手法，使我全身的神经麻木，达到止痛效果，当时好似失去知觉，大量运动后会使伤势加重，这是救场，没办法。不得不佩服安医生的家传医术，但是又有谁知道我们演员还得吃这种苦。

1971年到1972年，排《磐石湾》的时候，每次创作、改稿、排练都让我来。那时候我和李崇善演陆长海。李崇善老早就到剧组来了，1970年拍《智取威虎山》电影过程中就来了。我们实在没有 B 组，演这个戏五年，不管是一年三百六十场还是四百六十场，一直是我和沈金波两人，一个 B 角都没有。后来实在太累，就把张学津和李崇善调到来了。那时于会泳老折腾我，有一次排戏，真气人哪！是从二米高的高台蹿毛下来，崇善有难处了，他练过功夫，但是在戏校没有练过这些。他不敢说我敢说啊！我说，老于啊，这个动作崇善下不来。于会泳接口就说："那你呢？"要我下给他看。我心想你这挺气人，真就蹿下来了，因为我从小就练翻跟头什么的啊。于会泳坐那儿，半天不响了。

《磐石湾》里陆长海也是第一号人物，但是戏份比《智取威虎山》好点。李崇善老不放心，他有很多难处不敢说。我说崇善，你绝对放心，这出戏绝对是你的，绝对不可能是我的，我现在给你改，你甭管。于会泳有时候是非常不讲理的，《磐石湾》有一个下水的动作，舞台上有个弹板，他叫李崇善跑上去弹起来，然后做一个直上直下的下水动作。跳水池里可以跳起来直上直下，下面是水。但是舞台上木地板，怎么直上直下？李崇善就发愁，找我说，哥，你看这个怎么弄呢？我想了半天，跟他说你甭管了，我处理这事吧，自个儿就上去了。我记得那是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。我踏着弹板上去了，发觉不行，蜷腿行，在弹板上一上去来不及调身啊！怎么翻也不行，那直上直下我真下去了，住了两个月华山医院。

全国四届人大开会时，一天代表都去看《平原作战》，我请假回家看望母亲。临走时，把邻居家的电话留给会务组，以便联系。与母亲刚吃过晚饭，突然邻居让我去接电话，8341部队派车来接我。原来江青在剧场，把我接去陪她看戏。车子把我接到剧场，有人领我到首长休息室。在座的有几位老领导，浩亮先从里屋出来为我介绍，其中一位我知道是乌兰夫同志。不一会儿，江青也从里屋出来，说我嗓子坏了，声带上长了小结，不能再唱。我说我从来没有这个病史。她还是说不要唱了，干点别的工作。然后就要我陪她看《平原作战》。出门的时候江青先走了，浩亮也走了，我不能自说自话也走啊，就站着。结果乌兰夫跟我说请请请，我说您先请，他说你得请啊！我说那不行，还是让他先走了。那滋味，难受啊！更难受的是看戏的时候，江青一会儿说这儿，一会儿提那儿。我根本无心看戏，因为现在是看人家演戏，回去我就不能当演员了。

散戏后我坐上海代表团的车一起回去，车上人都以为我很风光，他们哪晓得这是一场多不容易看的令人心碎的戏呀？回到上海没多久，京剧院办公室主任许俊同志让我接一个北京的电话，一位文化部副部长传达了江青对我的三点指示，一是养养身体，二是不要演戏啦，三是干些技导工作。这是我预料到的。这样，从1975年1月开始，根据江青的命令，我离开了舞台和剧组，再不用去练功吊嗓，有事就干，不过是这里去去那里跑跑，总之是些跑腿的活儿，没事就逛逛，倒是难得的清闲。

谁知到了1976年，一天军代表贺剑跃同志来我家，私下告诉我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要去日本演出，让我做好出国演出准备。我知道他出于一片好意，但是上边没有宣布我去，自己就练功吊嗓，可能惹下麻烦，也会被人取笑。实际上我就已经脱离剧组了。按"四人帮"讲话，叫舞台出路不给你了，可以干别的了。当时有半年多我都不练功了，既然不能演戏，还练功干嘛，什么都不要了。我说老贺，你先别跟我说，你先问问于会泳我能不能去吧没过两天真找我来了，说还真让你说着了，既然不上舞台了，就不必去了。我想，此事就此了结了。

在这以前已经是张学津在演杨子荣。去日本之前，不知何故调来了耿其昌，让我给他说戏。

不曾想很有意思，以后是三天两天一个变化。没几天，老贺来传信，说我好像也可以去，作为艺术顾问不参加演出。过两天又来传达，我可以演一场戏，整部戏当中的一场。再过两天，说我可以演半场了。我说你真可恨。其实也不怨他，这个阶段，就这么折腾。等到临近去日本只有十来天时，干脆让我演全剧了，而且在东京的首场就是我上场。我多少日子未练功吊嗓了，出国演出怎么能这么不慎重，于会泳真是犯病了。但是，淫威之下我也无可奈何，白天和韩奎喜、耿其昌他们都在练功房排戏吊嗓，晚上得打两个小时羽毛球练体力。那时候身体真不行。

后来才得知，让我出国演出是方要求的。他们认为《智取威虎山》剧全班人马去日本演出，惟独换了第一主角是不能接受的。迫于压力，于会泳不得已只能让我去演。虽然能够出国演出是每个演员非常荣耀的事，我的心情却极为压抑，简直是心灰意懒。

去日本之前，《朝日新闻》记者要来家里采访我。1970年拍完电影回上海，我们家已经从五原路搬到淮海中路1285弄上方花园，一幢有三层楼，我住二楼。房子不错，布置实在简陋不堪。客厅里只有一个方桌、四个圆凳，卧室里只有一张大床和一个衣柜，孩子们的房间也只有一个木板搭的床和一个小衣柜，整个房子是空荡荡的，这如何接待外国记者。我提出最好在团里采访，日方记者却执意要在家里。于是，大儿子请了几天假，我们全家齐动手，猛地一通打扫房子擦玻璃。团里拿来几把椅子，还给我提出要求，让我买两个小沙发和一个小茶几，却不给报销。团里还特别告诉南云，假使问起她为什么不演戏，就说身体不好，在家休养，也不要说在教戏。我们气得没办法，为了接待外宾，我们不仅自掏腰包，还要自编瞎话弄虚作假。

采访那天，剧组领导陪着三位日本记者来到我家。日本记者在了解了我的家庭生活后，真的问起南云为什么不演戏，南云照领导教的应付了一下。他们看见墙上挂的一张我和南云年轻时的合影，那是在天津时朋友拍的，算是"文化大革命"中的幸存之物了，问起拍相片时我们的年纪，我们告诉他们二十多岁。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，还说童夫人非常漂亮，又给我全家拍了合影。日本记者参观了每个房间后说，童先生舞台上艺术造诣极高，生活中却极为简朴。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，只说勤俭持家，我想他们未必满意这一答复。

临别时，日本记者说日本人民很了解我，称我为巨星，对我出访日本演出期待已久，这次中国巨星终于将在日本舞台上闪亮登场，日本人民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。我心里说，我不是巨星而是扫帚星，在舞台上越是闪亮，家人越受牵连。

在日本演出时，我不仅在舞台上感受到日本观众的热情，在生活中也得到了日本朋友的关照，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在日本期间，由于工作高度紧张和体力极度消耗，吃饭时我经常难以下咽，这一细节被照料我们的日本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先生发现了。他对我说，看到我经常吃不好饭，又消耗大量体力，会伤身体的，我需要什么跟他说。我极为感动，对清水正夫先生说，感谢他的关怀，我不需要什么。第二天，团里总务送来一铁盒饼干，说是清水正夫先生送的。这盒饼干凝结了他对我的深情厚谊，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去中岛健藏先生家里拜访时，他给予我们的演出高度评价。我问起日本观众对现代京剧采用民族与西洋乐器合奏是否能接受时，中岛健藏先生说，我们能把西洋乐运用到民族艺术中是一种了不起的尝试。

到日本演出，代表团的领导有"文革"前的文化局老局长孟波，还有一个从外系统调入文化局的领导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说童先生需要些什么，是不是需要专用汽车？因为日本国会议员都有专用汽车的待遇，那时候我是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。那位领导说，不要不要，这些都不要。这就算了。等一下飞机，代表团全通过海关检查了以后进去了，却不让我进去。我一个人被落下了，居然没人管我。语言又不通，我比划了半天又不明白，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翻译，跟我说你不从这里走，要打专门的出入口进来。为什么呢？国会议员不能检查，我出入是不能检查的，这是专权。我说得有人告诉我啊，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。我要跑了呢？或者被人绑架了呢？你们怎么交代？我记得刚进中国大使馆，与日本外相会见了。在场的有那位领导、孟波、我，还有清水正夫。日本人早就打过招呼了，双方各讲十五分钟。日本人很讲究这些细节，双方各谈十五分钟就截止了。这样的场合，说说中日友好什么的客套话就可以了，但是那位领导跟人家讲"文化大革命"，讲文艺革命，讲着讲着时间过了。人家几次提醒他时间到了，他还在那儿讲。清水正夫给他拦过来了。怎么拦的？就说童祥苓先生是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相当于我们的议员。马上外相就不跟他聊了。就跟我聊，你几岁学戏这些了。回到上海，那位领导又去整孟波的材料，到上海京剧院开小组会，谈孟波那些所谓的错误。后来开会，我们小组揭了他海京剧院开小组会，谈孟波那些所谓的错误。后来开会，我们小组揭了他一通，我说要没有孟波，他就玩完了，我们这洋相都出来了。

这次出访有意思，把剧组的伤科大夫安广林从出国名单中刷掉了，照理说出国去伤科大夫很重要。这个老头很有本事，从体委调来的。我到剧组五年，不管我出什么毛病都是他来治，非常有本事。我们的胳膊，他只要一摸，就知道里面是不是长东西了。有一次我们在北京演出，戏票紧张，剧组一个领导以权谋私，老拿这戏票开后门招待亲戚。这个事情让那大夫知道了，揭发了他一下。此人就记恨在心里了，出国的时候把这大夫家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这事说了，就把他刷掉了，不许他出国。结果调来一个没有执照的半把刀大夫来了，什么都不会治。当时出头的又是我。我就跟领导说，弄了这么个人来，我们出国要是出了毛病，谁来给我们治啊？那位领导找了徐景贤，跟我单独谈了一次话，说你不要为谁出头什么的，把我给气的。结果我们到国外只好自己带膏药，把我们疼得要死。一次，一个日本人突然就躺在那了，他是个大学生，勤工俭学的。连我们这不会看病的都知道他没伤，肯定是营养不良晕倒了，给他弄点葡萄糖就好了。新调来的大夫却不知道如何下手。我们真倒霉，遇到这么一个二百五大夫。

抵日演出时，团里对我们的行动要求很严格，小组行动都不行，更别说个人了，连房里的电视也不准看。扮演小土匪的贾宝贵同志是党员，和我同住一室。一天他不在屋内，我急着找他，一拉房门，没想到他竟然扑了进来，嘴里还嘀咕着："怎么从外向里什么也看不见呢？"那些宾馆房门上都按着猫眼。他正扒在房门的"猫眼"上，使劲往屋里瞧呢。我问他研究这做什么？他瞧瞧周围无人，关上房门，悄声对我说："你不知道，上面让我看着你。"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，说在戏里我是杨子荣你是小土匪，我看管你，没想到我反被他给看管了。幸好我俩是一起工作多年的好朋友，否则同住一屋很别扭。

那时候我逢人不理，不管什么交际场合，不跟人谈话。没法谈话啊，领导都在那监督着呢。几年后有位日本籍华人藏玉华大姐，看戏后认识了我和南云，她说在日本演出，好多华侨想与我交谈，送很多东西。但是每次看见我，总是独自一人躲在旮旯里不断吸烟，看得出心情不愉快，也就算了。其实，我何尝不想与人交往，怎奈是被监视之人，与人交谈往来会惹麻烦，有口难言啊！我们剧组在日本活动的照片，都没有我，我老躲在旁边，我不愿意拍。

协助演出团工作的中国大使馆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对我挺好的，认为剧团领导搞得太过分了。一等秘书陈志迈，开始他也是老观察我，大概有人汇报这个事那个事，我治疗的时候他也突然开个门看看。半个月过去了，我们那时候电视也不许看，什么都不许看，都给拿走了。陈志迈就把我带他屋里了，说：祥苓，你们剧组就你是好人。不许看电视，到我这来看，想看什么，我给你播。他还拿个扇子，让我给他写几个字，拿我当书法家了，我就写了为人民服务。到了日本快回来的时候，发了一点很可怜的钱，我想买日本最低价的录音机可以听听。其实很便宜，在日本那就是儿童玩具，小学生拿着玩的。就这钱我都凑不够，结果谁给我凑的？就是陈志迈。领导不断追问我这钱哪来的？咱也不想说，就说你放心，一不偷二不抢，三不是华侨的钱。

我们巡回演出完毕，最后回到东京，住在新大谷饭店。最后一顿晚饭是在饭店最顶层的旋转餐厅吃自助餐，餐厅每半小时转一圈，可以边吃边欣赏东京市容。使馆同志与我坐在一起吃饭，看见我不住地眺望窗外的夜景，陈志迈说剧团对我们的限制实在没有道理，应当让我们看看市容，了解一下日本。他说：祥苓，你玩过没有？我说上哪玩去？他说我带你玩啊。我说，这可不行，我受监督了，不能乱去。去了你没事，我活得了吗？他说没事，我带你去，他们要问你，就让他们来找我。我无话可说，一切听命于上级，也豁出去了，跟他们在地下商场转了一圈。我们没钱，只不过是看看，尽管如此我也很快乐，这是我在日本期间感到最自由、亲切、愉快的一夜了。

【童祥苓（1935年3月-2024年12月2日），江西南昌市人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。京剧演员，工老生。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，先后向刘盛通、雷喜福、钱宝森等学艺，后又拜马连良、周信芳为师。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。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，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，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。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“样板戏”，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。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。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，回家开店，面馆开了8年后，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，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。2008年5月29日，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。晚年的童祥苓不时参加京剧演出。2024年12月2日，童祥苓在上海去世，享年89岁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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